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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一项有罪判决，必须这两个机关（检察院与法院）均认为可罚。其承担的客观义务相对于欧陆模式来说也极为有限，仅仅在证据收集、证据开示等狭小领域。
其不仅是当事人，更需对被告有利之情况加以调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诉讼模式由纠问式向职权主义转变，侦查、起诉与审判的诉讼职能开始逐渐区分，早期欧陆国家设立了预审法官和审判法官，预审法官负责侦查，审判法官负责审判。[7]但是在欧美模式下由于获胜的当事人不能上诉，只有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可以上诉。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欧陆模式下，检察官一方面作为公诉人担负诉讼一造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承担起不管被告有利无利均应一视同仁予以照顾的客观义务这种矛盾的角色。而这种针对审前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模式下是交由法官来裁决的，但在欧陆模式下曾经却由检察官以一种背负客观义务的方式作出客观的裁决，可见在欧陆模式下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远非英美模式同日而语。
[10]换言之，这种保障客观真实的义务交由法官与检察官二者共同承担，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正义方可实现。同样，在此模式下侦查与审判二者的诉讼职能高度集中，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控诉方与审判方的角色区分。在具有如此矛盾的现代自然法思想的指导之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政治国家，不过政治国家并没有吸收市民社会，而是二者同时并存，甚至市民社会的那些领域反过来成为了国家的基础。
为了保护财产，也为了避免因财产争执所引的战争状态，人们需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放弃自然状态进人公民社会。政治革命的对象是旧社会，这种旧社会的性质是封建主义。犹太人，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民族，自其历史之初他们似乎就散居不同地方，没有国度，永远流浪。这些权利是近代西方不知经历了多少革命、多少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政治解放的具体体现。
首先，马克思对这些权利逐一剖析。{6}14-15就此而论，虽然一开始洛克即强调自然状态不同于战争状态，但是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确实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甚至可以说自然状态蕴含着战争状态。
一句话，这项权利还是把人与人分离开来，封闭起来。而现代自然法思想也为犹太人在西方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出路。身处其他社会中，因其独特信仰，他们始终是一个特殊群体，三大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在分析各种宗教群体中的自杀率时，发现犹太人的自杀率非常低。因而人基于政治而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实质乃是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了私法领域{14}175。
这二者促发一个共同结果，人与人之间因财产起争执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而在争执中，有财产的人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也会越来越难，因为在保护人的财产方面，自然状态存在诸多缺陷{6}77-78。如此，现代自然法思想中的难题也才有了彻底解决的可能。然而，自其诞生开始，现代自然法思想就蕴含着内在矛盾，该矛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凸显出来。同时这项权利的行使又把别人排除在外，别人被视为是自己自由的限制。
有了货币，人可以将产品转换为货币而长期保存，在需要之时，货币也可以迅速变成所需之物，于是人们就会依托于货币不断地去扩张自己的财产，这一行动立马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6}22不但如此，因为技艺的落后，人还不能长时间保存对人非常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他只能保存他能够消费且能维持其生存的生活资料。
总之，虽然政治解放完成了，但是人自身并没有实现解放，人自身的解放只是来临中的。如此的自然状态只能是战争状态，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3}92-97。
简言之，成为基督徒不需要通过什么群体，只要个体认信就行。平等就是法律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不管是保护还是惩罚。按自己的标准，理性重新将这些最简单的成分和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马克思以对鲍威尔的批判开始了自己的分析。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论犹太人问题》这篇马克思走向成熟时期的经典著作预示着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关怀—人的解放，这正是人类永恒的目标。
因而，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是个体的。对此马克思有深刻批判。
如果自然状态有可能安宁和平，那么人为何还要离开它，或者说社会状态何以会出现？这涉及到洛克关于劳动与财产的理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一个结果。如前所述，人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进人政治社会的，因而政治社会的权力就并非不可限制，它受制于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在为现代政治法律思想奠基的时候，霍布斯与洛克的论证不能说不严密，但它始终无法消除那种个体的自由本性与国家的法律约束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现代法律思想的内在难题。在人们为之雀跃欢呼之际，马克思却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认识到了它的固有限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因为保护军队从而保护整个国家这一行动，要求绝对服从每一上级官长的命令。
如此，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200。
一旦完成政治解放，确立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当个人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而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助于保存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的事物。
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在尘世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劝说来行统治的。
{14}169可见，政治解放后，宗教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发展壮大了。国家就把人和人的自由联系了起来。在专制政府下生活的人不啻于将自己置于比自然状态更坏的境地，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还享有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侵害的理由，并以平等的力量进行维护权利，不论侵犯是来自个人或集合起来的许多人。这种矛盾决定了人还依然是异化中的人，要解决该矛盾而最终实现人本身，就还要进一步的批判和革命下去，直到人本身的解放。
既然如此，工具性的利维坦何以对个人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对此，洛克（John Locke,1632 -1704）就曾评论道，人们之所以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而加人社会，甘受社会约束，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如果没有对于权利和财产的经常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其和平与安宁，人们根本不会加入社会。不过，由于以自私自利为依据的实际需要是消极的，不能随意扩张，只能随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发展。
著名哲学家门德尔松甚至在论启蒙的文章中，还据此认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历史同一了。对此，马克思评论道：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
因为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然而，各个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自然状态之中的关系，即相互为敌、争夺物质利益，其结果必然是战争。
